
“1936年六月的一天,麻烦通报一下,让你们胡军长出来,我是他父亲。”徐州郊外司令部门口,守卫听见这句话时愣了一下,盯着眼前穿旧长衫、驼着背的老人太原股票配资网,目光里带着几分狐疑。
老人叫胡镜清,六十开外,浙江吴兴人。几个月前,他才从同乡口中得知独子已官至国民党第一军军长。父子失联已十五年,消息传来,他既惊讶又骄傲,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强——得去见见。于是变卖了几亩薄田,换成路费,从湖州坐船到南京,再转火车北上,靠一双脚走完最后几十里土路,才望见军营灰墙。
营门警戒森严,卫兵先将老人拦下,再三盘问。胡镜清亮出族谱与乡邻书信,守卫这才慎重其事,将情况层层通报。一个时辰后,传回短短一句话:“此人是谁?不认识。”警卫脸色尴尬,只得请老人离开。
烈日下,他拄着竹杖僵在那里,半晌没动。多年未见的儿子果真已贵为将军,却拒绝相认。无奈之下,老人只得住进城南一家低矮客栈。掌柜看他神情恍惚,轻声问:“老伯,可要叫郎中?”老人摆手:“不碍事,我就等个人。”
夜半,房门轻响,来的是一名身材魁梧、穿便服的中年军官——胡宗南本人。他摘下帽子,声音冷淡:“路费辛苦吧?三百块法币拿着,明早回家,不要再来,我与你素无瓜葛。”老人握钱的手在发抖:“小南,我是你爹!”胡宗南低头,避开那双浑浊却倔强的眼睛:“回去吧。我们不认识。”说罢转身离开,只留下一阵皮靴急促的踢踏。
父亲坐到天亮。第二天拂晓,他把那叠钞票留在桌上,步行出了徐州城。后来在湖州县衙当了小吏,八年后染疾离世,直到咽气,也没再提起去徐州那一遭。
这段冰冷的父子关系,得追溯到1910年代。胡宗南早年读吴兴中学,成绩在当地数一数二,毕业后被聘为小学教员。那时的教员,铁饭碗般体面。他与同事女教员阿英相恋,私下约定终身,却遭父亲坚决反对。胡镜清看中隔壁镇杀猪户的女儿杨月香,理由简单:门当户对,嫁妆丰厚。婚事仓促定下,胡宗南无处可躲,只能硬着头皮迎亲。
洞房花烛夜,他看着陌生的新娘,心中茫然。几个月后,他得知阿英因绝望而自尽。那一刻,他将所有怨怒都扣在父亲头上。1924年初春,他没打招呼就离家南下广州,改名胡宗南,考入黄埔一期。从此,父子天各一方。

黄埔课堂上的胡宗南异常勤勉,射击、战术、队列无一落下。更重要的是,他与同乡蒋介石在家乡话的纽带下拉近了距离。两次东征、四一二清党、剿共围堵,他的军功和忠诚让蒋介石格外放心。1936年春,他升任第一军军长,年仅四十岁。身边参谋曾取笑:“胡军长,家里老父要是知道,得多自豪。”胡宗南沉默不语,只挥了挥手。
然而,“徐州拒父”仅仅是这位国民党红人压力山大的序幕。翌年西安事变平息后,他领兵七十余团镇守陕甘,与共产党周旋。1944年,行营代司令长官印信递到面前,兵力扩充到四十五万,别看名声响,却也背负沉沉包袱。

1947年三月,他奉令进攻延安。蒋介石在电报里写道:“三日克城,鼓舞士气。”胡宗南心里明白,这项指标近乎豪赌。结果,他用了五天才空城入驻。粮秣紧缺、地形陌生、情报滞后,一桩桩难题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不久,第三十一旅在蟠龙被解放军全歼,“天下第一师”瞬间折戟。此后清涧、青化砭、羊马河接连失利,部队士气崩得比山口子还快。
1949年初夏,大势已去。他先撤汉中,再丢西安,八月底逃至成都;解放军西南大军再度合围,他只好辗转重庆、广州,最终登船去台湾。岛上一切从零开始,昔日司令只能给蒋介石当“总统府战略顾问”,手里几乎没兵。他偶尔想起大陆,常年用药,入睡艰难。
一份资料记载,1950年代后期,胡宗南死前曾对身边副官提起徐州那一夜。他说:“那时我若认了父亲,怕在部队带不好队伍。”副官低头不语,没人能评价这句迟来的辩白。祖辈乡土伦理与军人政治忠诚,在他身上发生了倾斜,血缘败给了立场。

胡镜清坟前,邻里偶尔念叨:“这坟是老胡给自己修的,今年没等来儿子上香。”草木年年生死循环,无人知晓地下老人是否仍在等那声迟来的“爹”。历史记住胡宗南的枪声和兵败,却很少提他在徐州城外对父亲说的那句“我们不认识”。可那一句,分量并不比战场上的任何一声命令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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