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1936年六月的一天，麻烦通报一下，让你们胡军长出来，我是他父亲。”徐州郊外司令部门口，守卫听见这句话时愣了一下，盯着眼前穿旧长衫、驼着背的老人太原股票配资网，目光里带着几分狐疑。
老人叫胡镜清，六十开外，浙江吴兴人。几个月前，他才从同乡口中得知独子已官至国民党第一军军长。父子失联已十五年，消息传来，他既惊讶又骄傲，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强——得去见见。于是变卖了几亩薄田，换成路费，从湖州坐船到南京，再转火车北上，靠一双脚走完最后几十里土路，才望见军营灰墙。
营门警戒森严，卫兵先将老人拦下，再三盘问。胡镜清亮出族谱与乡邻书信，守卫这才慎重其事，将情况层层通报。一个时辰后，传回短短一句话：“此人是谁？不认识。”警卫脸色尴尬，只得请老人离开。
烈日下，他拄着竹杖僵在那里，半晌没动。多年未见的儿子果真已贵为将军，却拒绝相认。无奈之下，老人只得住进城南一家低矮客栈。掌柜看他神情恍惚，轻声问：“老伯，可要叫郎中？”老人摆手：“不碍事，我就等个人。”
夜半，房门轻响，来的是一名身材魁梧、穿便服的中年军官——胡宗南本人。他摘下帽子，声音冷淡：“路费辛苦吧？三百块法币拿着，明早回家，不要再来，我与你素无瓜葛。”老人握钱的手在发抖：“小南，我是你爹！”胡宗南低头，避开那双浑浊却倔强的眼睛：“回去吧。我们不认识。”说罢转身离开，只留下一阵皮靴急促的踢踏。
父亲坐到天亮。第二天拂晓，他把那叠钞票留在桌上，步行出了徐州城。后来在湖州县衙当了小吏，八年后染疾离世，直到咽气，也没再提起去徐州那一遭。
这段冰冷的父子关系，得追溯到1910年代。胡宗南早年读吴兴中学，成绩在当地数一数二，毕业后被聘为小学教员。那时的教员，铁饭碗般体面。他与同事女教员阿英相恋，私下约定终身，却遭父亲坚决反对。胡镜清看中隔壁镇杀猪户的女儿杨月香，理由简单：门当户对，嫁妆丰厚。婚事仓促定下，胡宗南无处可躲，只能硬着头皮迎亲。
洞房花烛夜，他看着陌生的新娘，心中茫然。几个月后，他得知阿英因绝望而自尽。那一刻，他将所有怨怒都扣在父亲头上。1924年初春，他没打招呼就离家南下广州，改名胡宗南，考入黄埔一期。从此，父子天各一方。
黄埔课堂上的胡宗南异常勤勉，射击、战术、队列无一落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与同乡蒋介石在家乡话的纽带下拉近了距离。两次东征、四一二清党、剿共围堵，他的军功和忠诚让蒋介石格外放心。1936年春，他升任第一军军长，年仅四十岁。身边参谋曾取笑：“胡军长，家里老父要是知道，得多自豪。”胡宗南沉默不语，只挥了挥手。
然而，“徐州拒父”仅仅是这位国民党红人压力山大的序幕。翌年西安事变平息后，他领兵七十余团镇守陕甘，与共产党周旋。1944年，行营代司令长官印信递到面前，兵力扩充到四十五万，别看名声响，却也背负沉沉包袱。
1947年三月，他奉令进攻延安。蒋介石在电报里写道：“三日克城，鼓舞士气。”胡宗南心里明白，这项指标近乎豪赌。结果，他用了五天才空城入驻。粮秣紧缺、地形陌生、情报滞后，一桩桩难题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不久，第三十一旅在蟠龙被解放军全歼，“天下第一师”瞬间折戟。此后清涧、青化砭、羊马河接连失利，部队士气崩得比山口子还快。
1949年初夏，大势已去。他先撤汉中，再丢西安，八月底逃至成都；解放军西南大军再度合围，他只好辗转重庆、广州，最终登船去台湾。岛上一切从零开始，昔日司令只能给蒋介石当“总统府战略顾问”，手里几乎没兵。他偶尔想起大陆，常年用药，入睡艰难。
一份资料记载，1950年代后期，胡宗南死前曾对身边副官提起徐州那一夜。他说：“那时我若认了父亲，怕在部队带不好队伍。”副官低头不语，没人能评价这句迟来的辩白。祖辈乡土伦理与军人政治忠诚，在他身上发生了倾斜，血缘败给了立场。
胡镜清坟前，邻里偶尔念叨：“这坟是老胡给自己修的，今年没等来儿子上香。”草木年年生死循环，无人知晓地下老人是否仍在等那声迟来的“爹”。历史记住胡宗南的枪声和兵败，却很少提他在徐州城外对父亲说的那句“我们不认识”。可那一句，分量并不比战场上的任何一声命令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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